北市自主學習實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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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輯 -- 另類教育在台灣
兼談我所從事的「自主學習學校」

本論文發表於亞洲泛太平洋地區自由學校教育工作者另類教育發展經驗分享國際研討會 李雅卿于日本東京﹐3/18~3/22, 2002

一、 社會背景

1949年,蔣介石先生領導的國民政府遷到台灣,雖然以戒嚴方式實施威權統治,但也相當程度的維持了憲政體制、自由思潮和高度的經濟成長,1987年台灣宣佈解除戒嚴,一方面標示著四十年威權統治轉向民主;同時也讓蓄積已久的民間改革力量得到釋放。多元化的浪潮襲捲台灣,加上全球化的影響、生態危機和第三波資訊革命的震盪,「我們要培養怎樣的下一代?」成為關心台灣未來發展者的共同思考議題。

在過去日本軍國統治和四十年的國民黨戒嚴體制下,台灣的學校,尤其是中小學義務教育的形態,保留了相當濃厚的威權管理方式。因此,不顧學生尊嚴的體罰和一元化的要求,緊緊束縛了孩子和青少年的創意。加上中國傳統科舉制度的影響,使得台灣主流教育非常重視學歷、文憑和考試。讓孩子擠入一所好的明星大學,是上層社會維持既有地位、下層社會改變命運的重要途徑。所以不管法令文書上如何記載,過去台灣長達十二年的中小學義務教育,真正的目標只是讓一個孩子得以在全國性的大學聯考中,脫穎而出。因此,惡質的競爭、威權的管理成為台灣中小學主流教育中的普遍存在。這種形態面對解嚴後的民主浪潮、資訊化的全球運動、以及經濟上的跨區整合,自然顯得格格不入。民眾對教育長久的不安和不滿,終於爆發了1994年的「四一0教育改革大遊行」,一百多個來自全國各地的民間團體、十幾萬民眾走在台北街頭,要求政府「制定教育基本法」、「廢除聯考」、「廣設高中、大學」、「教育多元化」、「落實小班小校」、「讓孩子保有童年」。目前,這樣的教改方向,和民間存在的傳統教育觀念,正進行著無聲而激烈的拔河,而台灣由民間參與的九所另類教育學校,也在這樣的攻防戰中,扮演著最辛苦的前哨角色。

我認為在台灣,有四種人主導了這場教改之戰:
(一) 自由派的知識份子,他們持續為台灣社會引介各項教育理論,並在相當程度下,影響政府的政策制定。
(二) 覺醒的家長和學生。因為經濟能力的提昇、資訊的流通,使得這些家長和學生重新反省生命的價值和學習的意義。並且運用民主遊說、理念宣傳和議題討論等管道,要求教育改變。這些人數未經正式統計,但從愈來愈多的家長團體、學生改革團體和相關出版品的流通數來看,顯然數量可觀。
(三) 在前述一、。二種力量的影響下,無論是哪一個政黨,都已經把教育改革做為自己的政策內容,只是落實的程度差異很大。目前剛取得中央執政權的民主進步黨,一直把教育改革當作它的主要政策。台灣九所另類教育學校,幾乎都在該黨執政的地方政府或在目前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出現。目前國民黨執政的台北市,正嘗試急起直追,我所主持的「台北市自主學習實驗計畫」的演變,被視為重要的檢驗指標。
(四) 部份第一線的教師。根據個人接觸,相當數量的第一線教育工作者,己經在自己可能的權限內,開始從事小規模的教改嘗試,他們或在課程內容上,或在教學法上,或在親師溝通方面,或在生活管理部份,開始結合班級中第二類的家長,共同嘗試讓孩子擁有一個不那麼單調的童年。

我是以第二種角色──父母的立場,參與這項教改工程。並在近十年的過程中,得到所有前述四種人的支援與協助。

二、 自主學習的理念

我在台灣參與創建的另類學校有兩所:一所是六至十二歲的「種籽親子實驗學苑」、第二所是十二至十八歲的「自主學習實驗中學」。兩所學校都是由父母參與創建的學校,也都是利用政府資源和家長分攤方式,與體制教育合作進行的教改學校。

對參與創建這兩所學校的親師生來說,自主學習不是一種教育方式,而是一種生命態度。也就是說,我們認為教育的目的,在協助孩子認識自己、接納自己,對自己的生命有自覺,並在這樣的自覺下,鍛鍊自己的能力,讓自己能夠了解環境,尋求自己和環境中的最佳對應可能,並且有勇氣著手成就自己的自覺過程。所以,讓孩子有能力對自己的生命負責,讓他們能在所處的時空環境中,得到「不愧為人」的歡喜和自覺,才是教育的目的。

因此,學校不是教孩子知識,去應付考試的場所,而是提供各項資源和可能,讓孩子有機會參與他自己的學習設計,對生命有所覺醒,並為他的人生做各項準備的設計和場所。

這樣的理念和中國傳統道家「我命由我不由天」、儒家「有教無類」、印度的「隨緣度化」皆有相通之處。在實務的設計上,則參考世界先進國家教育發展之理論與實務,以人本主義的哲學思考、建構主義的學習概念、及現有民主國家分權與制衡架構,所設計出的一種有機式的校園運作模式。其學理依據與另類教育學之共同精神並無二致,即(What educational alternatives generally have in common with each other is an approach that is more individualized, has more respect for the student, parent, and teacher, and is more experiential and interest-based.)(Mintz, 1994, XI)。

經過學生、教師和家長的討論,我們共同決定了學校的辦理原則:

(一) 要拿掉的觀念:
1. 外控式的管理與獎懲
2. 一致性與硬加上來的團隊精神
3. 惡性競爭與淘汰
4. 以大人缺乏安全感的經驗投射來看規畫孩子的學習
5. 「孩子一定會惹麻煩」的想法

(二) 必須建立的觀念
1. 追求真實,面對問題,培養愛智的校風
2. 從零開始──我們不是先有一個預設的理想,映照出現實還有哪些不好,而是一步步從當下的現實走出未來。所以不管我們做出多少,都是「加分」。大家要在過程中,給自己和同伴掌聲與鼓勵。
3. 給予每個人(包括成人和孩子)犯錯的空間──只要不危及人身安全,支持每個人面對自己的錯誤。因為這樣的態度和過程,將是成人最有效的進修,也是學生最有效的學習。
4. 給孩子工作目標,不要給孩子一致性的工作標準。因為一致性的規定和標準會讓孩子覺得洩氣、挫折,但是鼓勵孩子用他自己的方法通過挑戰,達成目標,能讓孩子產生學習動力,獲得成就感。
5. 教師可以要求學習成果和學習品質,但是不要要求比較性的量化成績。給孩子學習的自由,並對學生的學習成果按事物之性質,給予合理的評鑑,但不要隨便提出成人主觀性的好惡評價。
6. 協助孩子撐過低盪期,以此培養孩子學習的的意志和工作的毅力。

因此,「另類教育學」理念的共同特色,如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設計,尊重個別差異,分班分組的彈性化原則,強調團隊合作的過程和精神,實踐「我-汝」(I-Thou)平等精神之師生關係,揚棄傳統威權的師生倫理等等。在我們兩所學校中都存在。

最重要的是,我們堅持「誠實面對,合作討論,共同分擔」不斷調整,不斷轉化的過程。因此,不拘泥任何不可改變的判準,尋求最大多數者當下心安的處理方式,是我們一貫的原則。

三、我們學校的特色

我們是台灣第二所由民間創建的另類學校(第一所是人本基金會的森林小學),也是第一所堅持利用政府資源,在現有法令制度內尋求可能空間的教改模式。我們之所以選擇公辦民營的模式,有下列幾個原因:
(一) 照顧經濟弱勢家庭。辦學需要龐大的經濟資源,維持一所學校的預算很大。如果由家長均攤(私立學校模式),將阻礙經濟弱勢家庭的參與可能。加上台灣政府對基本教育的投資很高,如果能夠爭取到等同一般學生的單位成本,就可以建立我們希望的教育模式。
(二) 現有法令中存在著這種可能。過去台灣政府為了吸引國外人才回國服務,三十多年前即頒佈了允許公部門成立實驗學校的法令。我認為遊說行政部門的支持,讓另類學校的學生能夠合法取得學籍,是保障學生權益的重要方式。
(三) 民主與多元是不可分的。身為民主國家的公民,發現政府政策不能符合民眾需求時,有義務提出請願,甚致參與政策制定。我從自己和孩子的生命經驗中,深切了解主流教育對學生造成的傷害,基於父母和公民的責任,應該妥善運用民主管道,給合學生、家長、教師和官員,改變政策,在現有教育制度內創造另一種選擇可能。
(四) 任何國家的教育,在本質上都是保守的。另類教育如果想影響體制教育,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進入體制,用相同的資源做不同的事。如此,體制內的工作者才會認為改變是可能的。八年來我們學校的彈性課程、親師合作、校園法庭等,已經成為體制中開放教育的典例,尤其我們強調的因時因地彈性調整的教育思考,更讓許多體制學校覺得他們有能力做得比我們更好,而有自發性的改變。我覺得這才是我們最大的成就。

除了堅持在體制內,利用政府資源從事教改的模式外,我自己的兩所學校相較於台灣其他七所另類教育學校,還存在一些特色:

(一) 我們學生享有與成人同樣的信任和權力,彼此以討論文化相對待。──我們中學部是台灣唯一一所師生平權的學校。學生、教師、家長是三個獨立而平等的團體。團體間以各種會議相聯結。我們從小學部開始,就讓學生用討論來解決問題。我們相信,讓孩子了解事情背後的道理,釐清公私領域的界線,是協助孩子接納自我,了解環境的重要的方式。
(二) 在小學部分,採用中文、數學必修,其他科目選修的制度;中學部採前四年基本生活能力、學習理論與方法、中文、英文、數學、基礎科學、歷史地理、法律、健康與性、體育、美育、電腦十二科必修、其它選修,最後兩年完全自主學程的三學程制。主要精神是依照學生的身心發展,讓學生一直保有參與自己學習的設計機會,讓學生真正體會「學習是自己的事」。
(三) 我們學校的規則是由師生共同參與的生活會議中制定的,生活中的各項爭議也由師生信任投票選出的法官在法庭中處理。因為學生參與規則的制定和修正,所以大部分的學生都願意遵守規則。我們學校沒有校園暴力問題,法庭對學生最嚴重的判決是「回家反省一天,想一想自己為什麼要來上學?為什麼會讓自己陷入這種困境?」一般來說,開學的前三個月是法庭最忙的時候,因為新生搞不清楚狀況,三個月之後,就很少有學生故意違規了。他們可以把原本傳統學校中對抗成人和制度的力氣,用來了解自己,整理自己,並尋求對自己更好的學習方式。
(四) 這兩所學校都是孩子參與創造的學校,因此,我們的學生對學校的認同很強。去年暑假,當台北市教育局決定我們遷離原有合作學校,並限制我們中學部現有三班,不准續招新生時。雖然國內外的另類教育學校透過各項管道對台北市教育局抗議,但未能改變政府的態度。於是教師團決定總辭,解散學校。是這些十三到十六歲的孩子,自動組織起來,運用媒體、街頭彈唱、公民聯署、劇團義演等和平手段,在短短五天內,感動了過半數的議員、三十多個團體出面聲援、數萬民眾簽名,要求政府繼續這樣的教育可能。孩子一個個勸說老師,他們用這樣的話讓我回頭:「老師,只要我們活著,就有希望。哪怕最後我們只剩一個人,難道你不陪我們嗎?」

目前我們所辦的小學部非常穩定,雖然遠在台灣北部烏來山裡的原位民部落,每年想進來的孩子還是遠遠超過我們能收的數量;中學部每一年都是透過家長激烈的陳情才准招生。去年台北市教育局以合約期滿為由,決定凍結我們的中學部計畫,並支付等同公立學校學生的單位成本,讓現有學生完成他們的中學學程。台北市長表示將另外制定一套新的遊戲規則,讓這樣的公民合作模式可以在台北市存在。我們決定抱持希望,積極促成學校永續發展的目標。


四、台灣另類學校的共同困難

目前台灣九所另類學校都有他們自己的理念和特色,我們遭遇的共同困難有:
(一) 傳統價值的束縛:
1. 父權社會大家長制的權威雖然已經鬆動,但對孩子的不信任和要求孩子順服的傳統力量還是很強。這和自由教育要求尊重和信任孩子,鼓勵孩子獨立的理念嚴重衝突。
2. 傳統家族主義和近百年國家、社會優於個人的教育,也使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價值產生嚴重衝突。
3. 主流一元化的升學觀念、重視分數、重視紙筆考試的傳統,使得每位參與另類教育的家庭和教師都要面對自我價值的辯證、撕裂與重整,同時還要面對親友同事和主流社會的質疑。
4. 公共資源的使用顧忌。如果有政府官員想支持民間辦理的另類教育,常會擔心是否有「圖利私人」的罪名,致使教育改革容易限於公部門的內部努力,難以引入民間的活水。
上述各種價值觀的衝突,雖然是每個轉型社會必然存在的現象,但也是我們最大的困難。

(二) 現代資本主義過度強調競爭和效率的偏失。
台灣過去五十年經濟快速的發展,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資訊社會的過程,人口密度高,生存競爭日益激烈,致使一般父母擔心「孩子輸在起跑點上」,以致不敢做另類教育中,多元與合作的嘗試。

(三) 支援系統不足。
台灣另類教育還在起步階段,各個學校都還沒有進入真正的穩定狀態。很多另類學校並未取得政府或財團的支持,以致經濟大都遊走在生存邊緣;師資部份,有的學校(如華德福學校、蒙特梭利學校)能夠與國外同性質的師資培育機構接軌,其他學校的師資就要靠自己來培育。政府對另類學校的師資採尊重但不予保障的態度,因此,另類教育的師資是沒有保障的。可以說,目前台灣各個學校幾乎都還處在「燃燒熱情來補足制度缺失」的情況,可說非常辛苦。

(四) 失衡的學生分佈。在過去升學掛帥的情況下,大部份學習困難的學生是被放棄的一群。加上特殊教育的鑑定和支援系統還未完善,很多特殊教育或被父母懷疑可能是特殊教育的學生會湧向另類教育學校,尋求較人道的教育機會。可是這些另類教育學校並不是特教學校,因此學校的教學成效易受質疑,教師容易挫折。

(五) 學生進路尚有困難。
目前大部份的另類學校都是小學,學生畢業後必需接續一般中學,很多學生會有適應困難。兩所另類教育的中學(我們今年被迫停招,全人的學籍和校地問題,在學校成立七年後的今天,才可望獲得解決),以致部份學生只好接軌國外學校,這樣的學生比例如果太高,會使另類教育和國內社會脫節,對未來發展不利。

五、台灣政府對待另類教育的政策與法令

因為民主價值的影響、資訊化和全球化的需要,台灣各界領導階層體會到傳統教育的嚴重弊端。在民間有識之士不斷呼籲下,199x 起,行政院組成國家教改委員會,由諾貝爾獎得主,我們中央研究會院長李遠哲先生主持,研究整體教育改革的方向和做法。厚厚的教改諮議報告書己經完成,其中的精神和做法與我們兩所自主學習學校不謀而合。另外,被稱為「教育憲法」的「教育基本法」也在199x 年公佈施行,其中明文保障父母的教育選擇權,鼓勵並保障民間參與國民教育的機會。近十年的教育部部長,也都具有強烈的教改熱忱,可惜政府人事不安定,加上傳統價值的衝突,許多教改政策都難有效延續。

各地方政府為了配合教育基本法和行政院教育改革諮議報告書的內容,紛紛成立教育審議委員會,對另類教育工作者有較多的尊重。最早協助另類學校建校的是由民進黨執政的台北縣政府,台灣第一所森林小學和我們的種籽學苑都在台北縣獲得承認,台北縣教育局並率先給予我們小學部等同一般公立學校的分校資源。1999-2000年,台北市、新竹市承認在家教育;2002年也是民進黨執政的宜蘭縣教育局第一個公佈公辦民營辦法,釋出新建的公立學校,協助另類教育學校(華德福學校)建校。目前國民黨執政的台北市教育局也在擬定辦法,打算讓公立學校得與私法人合作經營另類教育,我們中學部正密切注意它的發展。

不過台灣另類教育的整體困難是民間先於官方,中央先於地方,法令先於觀念,政策先於執行,在這種欠缺堅實的基礎下,台灣的教改常常發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窘境,雖然有了各種進步立法,但是行政人員有意或無意的怠惰狀況非常普遍。不但民間另類教育者很難得到地方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員的了解和支持,連官方推動的體制內教改(如九年國教政策)都受到地方或教育基層人員的杯葛。其結果是使新的法令形同具文,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不過,九年來的努力,至少我們有效的影響了台灣體制內的教育改革,為它們提供了具體可行的方向和經驗。無論是教育部的九年一貫教改政策、學校本位課程、小班小校政策,或是台北縣的開放教育,種籽或自主學習中學都是政府指定各校參照的典例模式;台北市教育局去年決定推廣自主學習精神,於是選定了十所中學進行「臥虎藏龍」教改計畫;目前教育部發函各校參考我們的法庭制度,希望有效處理各校的學生生活管理問題;台北市中學生權利促進會因為我們學生暑期的救校運動,發現他們理想中的校園權利結構就在我們學校,於是邀請我們學生參與他們的中學生教改聯盟,希望將我們學校的平權模式推廣到各校去。

這樣深層、安靜的影響力是保守的主流團體反對我們的重要原因,他們覺得我們的存在會根本改變原有的師生關係,由內部造成公立學校自發性的革命,所以不能讓我們繼續存在。我覺得他們這樣的恐懼,表示我們相當程度內達成了當年堅持體制內教改的初衷,也是我們必須背負的十字架。

六、另類學校的結盟

創建台灣第一所森林小學的人本文教基金會,一直是台灣活躍的教改團體。支持第二所種籽學苑出現的毛毛蟲文教基金會則行事安靜;之後種籽另行成立自己的文教基金會,中學部另外成立全國性的自主學習促進會,為了達成與公部門的合作目的,這兩個法人團體,一直維持政治上的中立態度和穩定的遊說管道;其它另類學校的支持團體除了宜蘭的人智學會具有一定的遊說實力外,大多只能顧好自己的學校,無暇顧及其它。

我們種籽小學、自主學習中學曾和華德福、雅歌、全人、苗圃(蒙特梭利)學園間有不定期的師資交流;種籽、全人間辦過交換學生;我們也訪問過沙卡小學;並提供各項經驗給融和等學校。各校創辦人之間有直接的聯絡管道。只是一直缺乏固定的結盟動作。

去年六月,我們中學部遭到困難,九所另類學校曾一度結盟,推舉人本基金會為第一屆召集人,共同支援我們;各校創辦人也共同到宜蘭為華德福學校催生。雖然大家曾打算落實將這項結盟,加強彼此交流,後來因為我們學校的抗爭靠一段落,家長們繼續制度內的溝通,華德福學校也進入議會審議階段,大家都忙,這件事就擱下來了。

除了遇到困難時,九所學校一定會排出人力、時間共同支援外,目前另類學校間,仍缺乏有效、直接的交流管道。

台灣另類學校與國際間的交流也不多。人本曾經邀請英夏山學校的老師來台灣;華德福學校一直保持與英國、德國和紐西蘭、澳洲華德福學校的教師培育機構連繫;我們是去年夏天 Yoshi Nagata先生和 Mariko Ichimi Abumiya小姐訪問台灣時,才與貴研究機構接觸,並在暑假的困境中,得到各國另類學校校長的關懷與支持。非常感謝各國朋友的鼎力相助。

限於經驗、資源、人力和時間,我們無法提供其他學校積極的助益,但我們很願意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提供我們的奮鬥經驗和大家一起切磋,為孩子創造更健康的學習環境。

七、台灣另類學校支援機制的優勢與劣勢

雖然台灣對另類教育學校缺乏具體有效的支援機制,但台灣教育必須改變,已經成為精英的共識,也是每個政黨的政策。雖然整體社會觀念還跟不上政策的改變腳步,許多政府官員還不了解教改的價值和迫切性,但是這樣的環境卻提供另類教育者一個堅實的舞台,和前所未有的機會。當體制內教改茫然失措時,任何一個清楚標舉辦學理念,紮實經營的另類學校,都能激起嚮往進步教育者的認同。這是為什麼台灣每所另類學校都有熱情支持、不怕困難、犧牲奉獻、堅持到底的家長和教師。而默默同情另類學校的人也遍佈社會各個階層(當然反對的也是)。

國民教育的改革,一定要深入社會,得到人民的認同。因此,我常想,我們真正有效的努力,是以真實的成果──另類學校培養出來的孩子向社會證明,這樣的教育才是符合人性需求的。

我很高興種籽小學的畢業生和自主學習中學的學生,無論原來的出身和個人的資質,當他們在學校一段時間後,都能誠實面對自己,接納人世間的不完美,而能愛自己和他人,並且自覺性的運用現有資源,培養自己,讓自己有信心迎向世界。成為具有獨立精神且熱愛世界的人。

種籽的畢業生使得三年前的台北市議會能夠不分黨派,共同決議支持我們從台北縣到台北市,運用公部門的資源,從事體制內的中學教改。我們的教師和學生,讓學校在政黨輪替後,還能一次次通過教育局各種立場的嚴謹評鑑,進而影響政策,考慮另行立法,釋出公立學校,讓民間得以參與體制學校的合作經營。

台灣其他七所另類學校的參與者,也和我們一樣的艱苦的奮鬥著,他們的勇氣、決心和毅力,一樣令人敬佩。

我認為真正的力量來自清明的內在,雖然另類教育的困難很多,但是我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所以可以沒有恐懼的前進。我相信,當覺醒的人愈來愈多,我們就愈能改變傳統中國成人社會與孩子的關係,讓更多人了解尊重個人和多元價值的重要,讓我們的孩子在成人最大的善意和了解下,明亮的長大。
謝謝主辦單位的邀請,並祝福所有另類學校發展順利,成員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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